“你且继续说下去。“
“陛下，若需抚贼，使其重为耕田度日之良民，则粮、牛、种、屋诸项，皆需齐备。故臣以为，朝廷若要真心妥善安置他们，使其安心生活，而不是旋抚旋叛的话，那么，就必需要先获得足够的钱粮。“
听了李啸的话，崇祯脸上却是泛起苦笑。
“李爱卿，这钱粮二字，要想解决，却是谈何容易！你可知道，现在朝廷已开辽饷与剿饷，所征数额，却从未收足，供就官军尚且匮乏，要来安置投降流贼，实是难矣。”
听了崇祯叹气的话，李啸也明白皇帝所处的困境。
以辽饷为例，自辽东战事起，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一千七百二十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四百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银两四百八十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三百万两不到，而仅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四百万两，更不用说敷用整个辽西了。因而辽饷一项，虽已弄得全国民不聊生，但收到的银子总数有限，对边军的供应还是十分不足。
况且，即便如此，那些沾满百姓血泪的饷银，也不可能足额发放到前线，发放到每一个为国效命的士兵手中。银两发放过程中，各级官僚和将领，都在本以不足的军饷中，层层贪污和克扣。所以明末的户部尚书毕自严，就曾在上疏中哀叹道：“粮饷俱缺，军卒消匮，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大明之天下，已坐敝矣。”
崇祯一脸无奈地望向李啸，不料，李啸却目光炯炯地回望着他，然后清晰地说道：“陛下，百姓疲弊，生存艰危，自不可再向其收取钱粮。但臣以为，陛下当可向江南、山西等处的豪富巨商，收取税银，以资国用，当是目前最为可行之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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