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华帝国高速发展的信贷业务、房地产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泡沫。而当年中华帝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就是通过做空美元和经济制裁德国来转移了帝国信贷危机。虽然当时解决了危机，但是信贷经济泡沫遗留下来的隐患还是不容忽视的。由于中华帝国为了转嫁危机而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很快国际危机反过来作用于中华帝国的外贸经济，使得帝国信贷泡沫危机出现了从新爆发的迹象。
有了前车之鉴的帝国政府，迅速拿出了应对策略。
自光华三十三年以来，帝国政府实施了以限贷、限购和限价为主的严厉调控政策，限制帝国商人在房地产、汽车、家电等行业的垄断价格，首次出台了反垄断法，像上个世纪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一样，打破帝国各大财团对涉及民生行业的垄断，大幅度降低房产、汽车、家电等民生相关的价格，同时禁止公民大规模透支个人信用，等措施。
到了光华三十九年，帝国政府的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稳定在1.9%的位置，相比五年前的33.2%已经大幅度回落。汽车、家电等民生产品从奢侈品行列拿到了普通商品行列，反垄断法迫使各大财团不得不把这些商品的价格调至平民价格（针对国内，国际上依然是奢侈品价格）。而政府限制公民过度透支个人信用措施也迫使相当一部分国民的信贷额度大幅度下降，房奴、车奴等人群大规模减少。
上一个五年计划中，帝国政府的潜伏的信贷危机风险大幅度下降，于是帝国国会决定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不变，预计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彻底摆脱信贷危机爆发的风险。
对于中华帝国而言，四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使得帝国的城市化率突破90% 城乡收入比例也继续大幅度缩小。
光华三十九年，帝国城市化率终于突破了90%，达到了91.27%。根据国联的数据，中华帝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全球工业化国家41%的城市化率平均水平的一倍多。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土地问题。而中华帝国拥有4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城市化进程畅通无阻，土地矛盾是全球最低的。
当然，帝国国内也不是没有土地矛盾问题。在东部最发达地区，由于帝国人口众多，且60%人口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使得这些地区陆续出现了十几个千万级别的人口城市，人口密度极高造成这些地区的土地价格飙升，矛盾反而是全球最高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帝国国会议员们决定进行西部、北部大开发，在西疆、北疆适合地区建设工业化大城市，以便转移中东部地区的人口压力。
好在此时中华帝国的公路网、铁路网、运河网和航空网等交通网络十分发达，加之帝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相当一部分人口愿意离开中东部城市到西疆和北疆发展，加上政府资金的补贴，未来五年内，帝国将从中东部转移2000万人口至西疆和北疆生活的计划是很可能实现的。
帝国内阁提交给国会的最后一个关键性议题是财政收入问题。截止光华三十九年，帝国财政收入达到40亿龙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各国是最小的。主要得益于中华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确保帝国有着稳定的国际环境，条约时代长期的低税收政策是帝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随着条约时代结束，二战的爆发令中华帝国不得不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尤其帝国军队进入喷气时代、机械化时代和核武器时代，维持这三大件的军费开支是浩大的，因此增税势在必行。
同时，另一个增税的原因是帝国政府对国民本科普及教育体系、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公共社会保险体系、就业保障体系，及文化体育与传媒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增幅有所扩大，因此必须扩大财政收入才能维持这些民生体系的正常运作。
经过内阁研究决定后，帝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增加赋税的措施，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帝国财政收入将达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按照三十九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光华四十年将达到80亿龙币的财政收入。这个财政收入相当于当年全世界各国财政收入总和的40%，由此可见是多么庞大的一笔收入了。
不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德国的军事力量的崛起，中华帝国增加财政收入的真正用意却是在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以便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确保帝国的国防安全和在全球的利益不被影响。
随着中华帝国制定了第九个五年计划，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羡慕和嫉妒。但是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因此很快就把中华帝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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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场上，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上还处于相持阶段。德国虽然获得了从中华帝国进口的原油，恢复了战斗力。但是协约国却有着中华帝国提供的强大先进的武器装备，英法联军在装备上的优势抵消了德军在作战素质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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